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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权力的面孔》8、偏执型人格障碍的“千古一帝”——朱元璋（四）

这是我们聊朱元璋的最后一期节目。一起来看看他如何构建农民乌托邦，以及他所发动的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惩贪运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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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农民“乌托邦”，还是帝王“乌托邦”？

请问古代农民的终极理想是什么？就是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就是“均贫富”。历次农民起义都以此为口号，那真叫一呼百应。

但是，他们所渴望的平均主义，只局限于小农经济内部，他们从来不会要求社会所有人一律平等。这片大地上没有现代“平等”思想觉醒的土壤，那种长幼不分，尊卑失序的自由竞争社会是他们所恐惧的。

百姓渴望出现一个明君来统治自己，这个君王要像父亲一样的强大威严，赐予他们安宁与秩序，同时还要像母亲一样仁慈有爱，轻徭薄赋，给予他们关爱与救助。

而朱元璋认为自己就是百姓所期待的君王。我们看到他始终代表着最广大农民的利益，为建设一个农民乌托邦而奋斗不息，想农民之所想，急农民之所急。

农民最痛恨的是什么？是豪强大户的欺凌，是贪官污吏的盘剥。

因此，大明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三明治式的治理方式，皇帝和底层百姓共同携手，疯狂挤压处在中间的，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。

自己当年一家人在地主的压迫下颠沛流离，双亲暴尸荒野也唤不起地主的一丝怜悯。儿时的仇恨，如今报复在了整个国家地主阶级的头上。

他不择手段剪灭地主阶级，强制搬迁，抄没家产，制造冤案，将天下土地大致均分给农民。

经过长达数十年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，到朱元璋晚年，大明总户数有900多万，土地超过7顷的大户只有一万多户，仅仅占0.15%。天下富家大户被清洗一空，放眼望去，全国都是男耕女织的小农。

对于官员，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朱元璋对他们能有什么好感？

但作为皇帝，又不能弃而不用。于是，朱元璋规定了历朝历代最低的官员俸禄，再加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惩贪运动。

在洪武年间当官竟然成了高危行业，当时有人甚至自断手指就为了不去当官，几千年来闻所未闻。

那么，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到底是不是为了实现最广大农民的利益呢？不完全是，更大的原因在于，农民想要的，也正是帝王想要的。

朱元璋理想中的帝国模式，就是建立在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之上。如果普天之下全是自耕农，人人终日辛苦劳作，勉强温饱，这就再好不过。

因为没有人有多余的精力和财力，更没有组织聚集的渠道，这样的百姓最容易统治，不会对帝国构成任何威胁，而且通过农业税也最容易把他们的劳动成果变成帝国的财富。

所以，他才一心想要一个均平化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。

大移民

朱元璋先通过消灭中产阶级，把较大的土块碾成了细沙，然后站在九重之上看来，这些沙子在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太不均匀。

像是湖广一带，尽管是中原心腹之地，却因为连年战乱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地广人稀，反观江南，又是人多地少。那如果把人口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匀一匀，人尽其力，地尽其用，岂不是很好？

于是，朱元璋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，决定迁移的出入地，大笔一挥，就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行动。大明朝五分之一的人，超过一千三百万人被迁移。

谁要搬，搬多远，搬到哪里，都是强制性的，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发言权。

迁民令一到，整编百姓，一百一十户一支队伍，准时集合，点名，发身份证。在官兵的押解下，无论严寒酷暑，奔向天南海北。

从长远来看，朱元璋的大手笔，确实改善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，让很多农民得以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从此过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。

但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，一下子强制一千多万人背井离乡，其中有多少人抛尸在了迁徙的路上。

皇权专制下，功垂千古归皇帝一人所有，而代价则是由无数的百姓背负。

为了让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朱元璋以强硬的命令性计划经济模式，直接干预千家万户的农业生产。每家的田地，多少种粮食，多少种桑、种麻、种木棉都有规定。不种行吗？惩罚性的课税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
黄册制度

将所有人打成一盘散沙，均匀地平铺在帝国的沙盘之中，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农村，男耕女织，按部就班，吃饭穿衣，自给自足，这就是朱元璋设计的农民乌托邦吗？ 

还不够，沙子会随风流动，还不够稳定。为了把沙子固定下来，朱元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严密的户口制度。

洪武四年，朱元璋进行了一次精确的全国人口大普查。

人口普查哪怕是放在今天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更何况在600多年前。但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。

每家每户填报姓名、年龄、人数、籍贯、住址、田产等等信息，然后逐级统计，各级经手官员全部都要签名。

然后安排军队下去抽查，百姓填报不实的，全家充军，官员瞒报谎报的，直接杀头。

这些信息最后汇总到朱元璋的案台上，全国多少人口，多少耕地，一目了然。因为统计上来的这个户口本加土地证，封面用黄纸，所以就叫黄册。

不是说天下打下来了之后，自然就成为了你的财富，统治者只能管理自己知道的人口和土地。所以对于皇帝来说，天下就像是被迷雾笼罩着，你能拨开多少的迷雾，才真正拥有多大的天下。有效地统治建立在信息的掌握之上。

如今黄册在手，每家每户该交多少税，一清二楚。

同时，明令禁止百姓自由迁徙。你是哪里人，就世世代代就待在哪里。出远门必须有当地官府开的“路引”也就是通行证。写着你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办什么事。如果没有，你去到别的地方，吃饭住宿没人敢给你提供。被官府拿到，打80棍，遣返原籍。

朱元璋他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，给栽种在土地上。黄册制度，是洪武一朝大移民，平均地权，均贫富成果的重要保障。

在朱元璋看来，要保证天下永远姓朱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人都牢牢地，永远地控制起来，摒弃发展与变化，保持静态，确保稳定。

张宏杰打了一个比方：朱元璋就像是盘踞在帝国中心的毒蜘蛛，放出无数的蛛丝，想要把整个帝国结结实实地裹起来。他希望自己的蛛丝能让帝国千秋万代，永远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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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印案

之前我们讲了胡惟庸和蓝玉案，是政治案件，屠戮功臣，清洗权力阶层。而明初四大案中的空印案，是跟黄册有关的经济案件。

黄册一式四份，中央户部、省、府和县各有一份，以此为依据征收每年的税款。

按照制度要求，每年各地方收税数据做成公文，加盖官府大印上报到中央。户部拿出自己的黄册计算出应缴数额，跟地方上报的进行比对，审定无误就盖章归档，一年的报税工作就完成了。

税收钱粮，在收缴运输过程中难免有错漏损耗，所以上报的数字跟户部算出来的往往就对不上。怎么办？打回重做。

各地政府距离京城有远有近，最远的有六七千里地，往返一趟就要大半年，等回去改好了盖上公章再赶回来，都要报明年的税了，怎么办？

有人就想了个办法，地方政府入京报税的时候，就多盖几个空白公文带去，直接按照户部算出来的金额填写上去。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，一用就是15年之久。

结果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，震怒。他认为各级官员利用制度漏洞，欺君大罪，性质极为恶劣，必须严惩，“空印案”引爆。

最后怎么处理的？长吏死刑，所有涉及本案的地方政府一把手，杀头，副手，打100棍子，充军。

当时大明朝，13个布政使司，相当于省，141个府，相当于地级市，192个州，下面有1013个县，加起来1300多个地方一把手，不论好坏，全部被杀，其余被牵连的不计其数。这是什么概念？

整个王朝的地方官被一次性全部清空，惩罚之残酷，牵连面之广，旷古绝今。这样的处理方式真是相当的朱元璋。

这些人冤不冤？制度不合理，官员们只好寻求变通，你不同意可以明令禁止，事先告知，大家15年都这么过来了，何至一上来，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这么多人呢？

可见，在朱元璋眼中，人命如同草菅，哪怕是国家培养了多年的官员的命，也毫无怜惜的必要。

是木乃伊，还是艺术品？

在我们看来，中国古代文化绵延两千年不辍，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，但是在一些学者眼中，这却是一种悲惨与可怕的僵化状态。

孟德斯鸠认为：专制制度是大一统中国不得不的选择，但凡统制不够极端，就会迅速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。在中国的历史中，我们从来都看不到个人自由精神的伸张，所能看到的，只有极端的奴役。

朱元璋这样牢笼天下，当然不符合这个绝大多数人的利益。但却极大地符合皇帝一个人的利益。历代皇帝都是通过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来成就自己的绝对自由。

穆勒认为：个人的自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。个性的舒展，带来的是丰富，多彩与生机勃勃的生活。每个人对自己有更多的充实感与价值感，对他人，对群体也将带来更多的价值与贡献，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发展兴盛。反之，如果专制制度压毁个性，让个人消失在群体之中，整个社会将变成一潭死水，平庸落后的民族由此出现。

明清帝国就像是一具木乃伊。尽管它周身都涂满防腐香料，描画着象形文字，甚至用丝绸包裹起来，但它体内的血液早已不再流淌了。

我们今天回望600年前，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野蛮的，全天下人都是他饲养的，被手中的皮鞭与屠刀肆意驱赶与屠戮的牲畜，而他自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。

因为是他开“万世太平”，赐予了百姓免于战火的安定生活，那么自己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

所以无端杀戮成为理所应当。有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，在街道上听到一位老妇跟人聊天，提到自己的时候，没有说皇上，而是说老头。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统治的不满，后来竟然派军队把老妇所住街区百姓杀光。

不用说百姓了，就连大臣在他面前也都毫无尊严，这些人不过是皇帝手里的工具而已。自己一不高兴，级别再高的大臣都会被按在地上，扒掉裤子打廷杖。像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，工部尚书薛祥这样的国家高级官员，都能在皇宫的地板上，百官众目睽睽下被活活打死。

朱元璋当然不会认同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社会得以进步的前提，这反而是社会不安定，统治不牢靠的危险因素。在他看来赐予人民生存与温饱就已经是无上恩德，至于什么为人的尊严？自由的价值？根本不需要考虑。

在过去中国人的眼中，朱元璋制造出来的非但不是木乃伊，反而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。之后的清朝，把朱元璋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朱元璋不仅开创了300年的大明基业，之后的大清王朝也基本是他政治思想的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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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桓案

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朱元璋的惩贪运动。

历朝历代贪赃枉法屡禁不绝，权力滋生腐败，绝对权力滋生绝对腐败。在专制制度下，这就是一种常态。

朱元璋对贪腐终生都抱有极大的痛恨，这源于对自己江山社稷的珍惜，也来源于曾经25年不堪回首的底层生活经历，他对元朝吏治的贪腐和官员的盘剥有着切肤之痛。

之前屠戮功臣，剪除中产阶级，尽管名不正言不顺，尚且心狠手辣。那对于名正言顺的惩贪，我们可以想见将进行的何其残酷暴烈。

在生活中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：如果偷东西就砍手，看谁敢偷，如果贪一块钱就枪毙，看谁还敢贪。任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，怎么可能如此呢？但朱元璋还真就这么做了。怎么回事儿？

洪武十八年，“空印案”刚刚结束，地方官员全部被换了个遍。“郭桓案”随即爆发。

大名府开州的地方百姓，进京告御状。举报地方官贪污税款，之后从老百姓身上搜刮，来补足亏空。

一查，主犯竟然是中央的高官，户部侍郎郭桓。他跟地方官员勾结，贪污私分了两千六百万石粮钞，这是一笔巨款，接近洪武朝一年的税收总和，胆大包天那还得了，朱元璋下令彻查此事。

怎么查？户部贪污的钱哪来的？肯定是来自布政司；省里的钱哪来的？肯定来自下面的州。就这样从中央到省，到州，到府，到县，一路向下，层层追查到底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将贪腐官员一网打尽。

最后又是案件扩大化，株连蔓引，郭桓案牵连诛杀的人数，竟然超过了之前我们讲过的胡惟庸和蓝玉案这样的政治案件。

郭桓案才过去没多久，工部侍郎的贪污案跟着爆发，又是牵连诛杀了一串的官员。

朱元璋感叹道：朝杀而暮犯，尸未移而人为继踵。早上才杀了贪官，一点警示作用都没起到，晚上就又有人犯法。尸体都还在刑场上没来得及清理，新的贪污犯又被押了上来，真是前仆后继。好，从今往后，只要贪污的，不分轻重，一律处死，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来贪污。

酷刑惩贪

朱元璋绝对想不到，贪污的官员固然有错，但他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更大。

明朝官员的俸禄，历朝历代最低。正一品大员每月工资也只有87石粮食。正七品的县令月工资只有五斗米，折算成现在的购买力也就一千多块钱。一个县令的生活水平跟城市贫民差不多，你让他拿这些钱，不贪污，怎么养活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。

治理腐败，要先以高薪或者起码是合理的薪水养廉，让官员“不必贪”，再以思想教育道德要求，让官员“不想贪”，同时通过制度建设纪律要求，让官员“不敢贪”，需要三管齐下，共同着手。

但是朱元璋呢？一方面是离奇的低薪制，另一方面是圣人般的道德要求。他亲自惩办的贪污案件中，我们竟然能看到这样一些“赃物”：衣服一件，靴两双，书四本，袜一双。以这样的标准来惩贪，天下官员几乎就没有清官。

朱元璋相信用手里的刀，就可以打造一个天下无贪的纯净世界，但不管他如何暴力恫吓，可是为了生存，为了糊口，官僚系统还是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。腐败案件层出不穷，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，每天都摆满案头。

直到洪武十八年，郭桓案爆发，两江、两广和江西、福建的地方官员，从开国以来，竟然没有一个能干到任期满，全都是在任上就被罢黜或者杀头。

遭遇挫败之后，朱元璋认为，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进行思想教育。他亲自编纂了一本让官员们闻风色变的教材——《御制大诰》，要求所有官员认真学习。

里面汇编朱元璋亲自惩办的大案要案，其中超过80%都是贪污案。相比于大明律，其惩处力度残酷的多得多，可以说每一页都是鲜血淋漓。

《大明律》中的刑罚只有五种：鞭刑，杖刑，囚禁，流放和死刑，死刑也只有绞刑和斩首。而《大诰》里的花样就太多了，墨面文身，挑筋、断指，去膝盖，断手，刖足、洗刷、抽肠、阉割、凌迟等等。单看看这些文字组合，就令人毛骨悚然。其中有一个洗刷，是把犯人绑在铁床上，拿开水浇，然后用铁刷刷去皮肉。

这些本来应属于地狱的刑罚，竟然在有些人号称是圣治的洪武朝天天使用。

忍耐与残忍是一对双生子，也是我们民族性格中不可回避的阴影。鲁迅曾悲愤地感叹中国人在酷刑上的想象力，他说：“自有历史以来，中国人一再被同族和异族屠戮、奴役、刑辱和压迫，受尽了非人所能忍受的苦楚。”这成全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忍耐，也造成了我们心理上的黑暗。

《大诰》里有这样一个案例。刑部官员收受贿赂，私自把囚犯给放了。执法人员知法犯法。被朱元璋逮到，涉事官员全统统抓起来先把脚给砍了，然后绑起来用鞭子活活抽死。

整个过程，让五军都督府，大理寺，刑部，都察院的所有执法官员站在一旁观刑，官员们一个个看得心惊肉跳。朱元璋也亲临现场，他说自己都看得汗毛直立，心想这般地震慑，足以杀一儆百，这下不会有人再敢贪污了吧。

结果呢？就在这恐怖的一幕过去还不到半个月，刑部又有几个官员勾结收受贿赂，调包死囚。他们一共收了多少钱？区区480贯钱，以购买力折算到今天大概二十多万，这帮官员的下场就不必多说了。

刻薄寡恩

结合学习《大诰》，朱元璋又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。

老百姓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的违法行为，到后来更进一步，百姓可以直接冲进官府，捉拿贪官送到京城交给他处理。谁敢阻拦百姓，就杀谁全家。

赋予普通百姓不经任何法律程序，直接缉拿官员的权力，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这简直就是胡闹。许多官员为了政治利益，利用百姓举报打击他人。更多的是百姓为了抗税，把正常工作的征税官捉拿进京，这些事情远比捉拿贪官要多得多。

洪武十八年之后的10年，皇帝跟百姓密切配合，严厉打击贪腐，那个时候，几乎每天都要杀人。有些衙门因为官员被杀光了，没人办公，朱元璋不得不让被审判的官员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去处理公务。

在洪武一朝当官可怕到什么地步？

据说如果今天皇帝上朝，把腰带绑得高一些在胸口前，那今天杀的人就要少一些，如果把腰带按得低一点，在肚皮上，那今天就得杀一大批。在这种恐怖氛围中，大小官员无不战战兢兢。

当时的京官每天上朝，都要和妻子家人诀别，晚上能平安回来都要举家庆贺，庆幸又多活了一天。

要说刻薄寡恩，朱元璋算是无人能出其右。

济宁知府方克勤是出了名的清官，一件破袍子穿了10年都没换，就因为牵连进了“空印案”被毫不留情地杀掉。

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，立即就被朱元璋处死。之后开膛破肚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是些什么，结果全是些粗粮青菜。

朱元璋知道自己杀了很多的无辜之人，但他的原则就是宁肯错杀一千，也绝不放过一个。他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打造出一支纯净的官僚队伍，为了实现这个人间奇迹，冤死多少人都无所谓。但最终天下也没有出现他所期待的“尧舜之治”。

如此不近人情的反贪制度，竟然让部分官员们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：既然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不可能，早晚都要死，与其冤死，还不如早贪早享受，享受一天算一天。

朱元璋更想不到的是，自己视若珍宝，希望百官世代学习的《御制大诰》，在他死后就被弃如敝屣，尽管后世没有哪个皇帝敢宣布废除，但到明代中叶的时候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本书了。

他在世的时候，贪腐现象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抑制，但也蓄积了巨大的反弹力量，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载入史册。

阴魂不散

最后，放眼全球。

朱元璋的统治让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的文明都出现了重大倒退，导致中国从此与世界文明的主流逆向而动，永远地失去了此前的领先地位。

此时的欧洲称为黑暗中世纪，黑死病扫荡了三分之一的人口，百年战争动荡不安，而东方大地上是一片太平景象。

可就在这一治一乱的表象之下，涌动着两股完全相反的历史暗流。

在欧洲，由于教皇和国王忙于争夺权力，无暇顾及地方事务，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，他们向国王购买了自治权，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，建立自己的法律。在这些新兴城市中，人们不再向国王和贵族卑躬屈膝，他们投身商业，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造财富。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逐渐生长，让欧洲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。

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则截然相反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，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塞满了帝国的所有空间，对整个国家进行严密的控制，扼杀了国民自由创新的可能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大明社会变成了一所监狱，各级官员都是狱卒，所有百姓都是囚犯。他的高压政策与血腥手段甚至扭曲了整个民族的心理性格。

唐宋曾经是如此的生机勃勃，是开放与外向的，而朱元璋的大明是一潭死水，是封闭与内向的。而此时西方世界已经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，欧洲人将开始野心勃勃地扩张。朱元璋不合时宜地出现，尤其令人痛心疾首。

500年之后，西方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，他们好奇地向内张望，结果惊讶地发现，这个传说中富足智慧的民族，已经变成了被长期囚禁的犯人一般，脚步虚弱，精神倦怠，反应迟钝，思维混乱。

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忍耐与坚韧，以及勤劳与节俭的精神令他们叹服，但中国人的麻木不仁，对不合理现状的逆来顺受，以及缺失的主动性与创造力，也让他们感到深深的困惑。

不得不说，朱元璋这个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皇帝，他的阴魂缠绕着这个民族，数百年都难以消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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